编者按：回首峥嵘路，浩气励后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志愿军出国作战75周年。在重阳节来临之际，南京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推出系列访谈，走近我们身边的老兵，聆听他们的烽火记忆。本期推出第八篇：《唐炯：从战火青春到教育报国 》。
从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到宁静的大学校园；从文艺战士到教育工作者，再到高校校报奠基人，我校退休教师唐炯的人生轨迹始终与国家命运同频共振。从1949年参军入伍，到后来转业到高校从事教育和宣传工作，唐炯老师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都奉献给了国家的国防事业和高等教育事业，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一名老战士、老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投笔从戎：从文工团员到炮兵教员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的喜讯传来，即将年满19岁的唐炯心中燃起了保家卫国的热血和豪情。“当时看到部队招人，我毫不犹豫就去排队申请参军了。”经过严格的考试选拔，他成功入选12军文艺大队，同年12月正式报到，成为一名文艺战士。
在文工团的一年时光里，唐炯积极参与文艺创作与演出，和战友们一起用歌声和舞蹈鼓舞士气。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保家卫国的号角吹响，12军文工团奉命赴朝参战。初到朝鲜，残酷的战争环境给了唐炯沉重一击。“到处都是炮火和硝烟，我们只能在坑道和树林里演出。”即便条件艰苦，唐炯和战友们依然坚守岗位，唱歌、跳舞、演奏乐器，用文艺的力量为前线战士们送去温暖与力量。
1951年底，五次战役结束后，战场局势愈发严峻，连排干部伤亡惨重，部队急需补充兵力。唐炯被选调回国参加军训，可刚回国，就赶上了“三反五反”运动，军训不得不推迟。运动结束后，军训才正式开始，可没几天，部队就通知要挑选部分人员再次入朝。“我当时特别激动，觉得这是回到前线的好机会。”为了表达自己的决心，唐炯咬破手指写下血书，主动申请再次赴朝。最终，他通过筛选，与七八十名战友一起，乘车再次抵达鸭绿江边，徒步向“三八线”方向行军。
当队伍抵达“三八线”附近时，上级通知因前线编制调整需重新分配作战单位。让唐炯没想到的是，他被分配到炮兵32团一营，担任文化教员，从此暂别了文艺舞台。他的工作主要是出黑板报，宣传战况、鼓舞士气。可在艰苦的战场环境下，连基本的笔墨颜料都成了奢侈品。“没办法，我就用卫生院的红药水、紫药水当颜料，在简陋的纸张上写字画图。”尽管条件简陋，唐炯从不敷衍，每一期黑板报都精心设计，用文字和图画在坑道中传递信心与力量。
1953年四五月份，炮兵32团划归炮十师师部管辖，师部文工队急需人手，唐炯又被调到文工队工作。此后两年，他跟随文工队辗转多地演出。1954年前后，全国文工队进行调整，大部分文工队解散，唐炯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被留在师部继续担任文化教员。
矢志教育：从军营到校园的坚守
1956年初，炮兵第二速成中学在营口市成立，唐炯被调到该校担任语文教员。他负责的班级是学员级别最高的团级干部班，“我当时还是副排级，教的都是级别比我高很多的干部，压力挺大，但也特别有动力。”唐炯丝毫不敢懈怠，认真备课、授课，用扎实的知识赢得了学员们的尊重。没过多久，因为教学表现突出，唐炯被提升为少尉；到了当年九十月份，又晋升为中尉。1957年，随着炮兵第二速成中学的教学任务完成，学校面临调整。“当时一部分工作能力强的教员被留下来，一起调到沈阳炮校继续当文化教员。”
1958年，“大跃进”运动席卷全国，炮兵部队抽调了300多名有知识的青年，唐炯也在其中，被调到南京炮校。“当时说是要复习文化，然后分班搞尖端领域，也就是原子弹和导弹研究。”可现实却与预期不符，“根本没时间复习文化课，天天就是敲石头、炼钢铁，干了大半年，什么科研成果也没有。”直到1958年底1959年初，部队挑选了100多人调到北京，专门学习导弹技术，唐炯终于迎来了专业发展的新机遇。
他们被安排住在离卢沟桥一公里左右的地方，接受苏联专家的培训，学习导弹相关知识。“我学的是加注专业，就是给导弹加注燃料，比如酒精、过氧化氢等，还要学习操作加注所需的运输汽车。”唐炯回忆道，“当时进口了两枚导弹，一枚用于教学，我们就是围着这枚导弹，一点点摸索、学习。这期间曾多次进行了加注的点火实验，当加注液氧时，从接口处泄漏的液氧立即化成白茫茫一尺多高的雾，盖到了小腿部。”
培训结束后，唐炯留在当地担任加注专业的教员，同时利用业余时间自学物理知识，不断提升自己。1959年冬季，部队准备调一批人到西安的研究所工作，临行前，干事找到唐炯，问他是否愿意去武威炮校当文化教员，并且可以带家属。“我1958年刚结婚，能带着家属一起，我特别高兴，就答应了。”就这样，唐炯带着妻子，从北京来到甘肃武威炮校，继续从事教育工作。为此，制作了教具，绘制部件、零件的挂图，并编写了教材，进行了几期教学。
1960年底，南京炮兵工程学院（后更名为华东工程学院，即南京理工大学前身）刚在武汉成立不久，急需干部。“我被调到武汉后，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和一位中校一起，带领1000多名新招收的学生去大连旅顺的部队锻炼三个月。”三个月后，学生们回到沈阳进行文化测试，结果一半学生因为基础薄弱，需要留下来补习文化，另一半学生可以直接进入专业学习。
看着学生们分流，唐炯心中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我从来没真正当过兵，不如趁这个机会，留在部队体验一下士兵的生活。”征得领导同意后，他留在旅顺的部队里，当了三个月的兵，和战士们一起训练、生活，这段经历让他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军人的职责与担当。
1961年下半年，学校决定将需要补习文化的500多名学生带到南京，唐炯又肩负起带领学生到南京学习文化的任务。“我们配了几名文化教员，一起给学生们补习，希望他们能尽快跟上进度，进入专业学习。”也就是从这时起，唐炯正式在南京扎根，开启了他在南京理工大学的教育生涯。
由于唐炯之前学的导弹加注专业与化学相关，他被分配到学校三系担任教学参谋。在这个岗位上，他兢兢业业，协助开展教学管理工作，为三系的教学秩序稳定和人才培养付出了大量心血。
创办校报：笔墨丹青写春秋
南京理工大学作为一所新成立的院校，与其他高校相比，缺乏校报这样的宣传阵地。“当时学校领导觉得很有必要创办一份校报，一边加强校内宣传、凝聚师生力量，一边与全国约百所办有校报的院校交流。同时，我还向省市电台、报刊等投稿约百篇。”20世纪70年代初，学校决定成立校报室，唐炯因为有丰富的文化工作经验，被调到宣传部校报室担任编辑主任（主编），负责校报的创刊工作。
创办校报的过程充满了艰辛。“当时人手特别紧张，就调了一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和我一起干，后来宣传部乔文农副部长也加入进来，我们三个人撑起了整个校报的创办工作。”唐炯回忆道，更困难的是印刷问题，学校印刷厂主要负责印刷教材，没有印报的任务，拒绝承接校报印刷。
为了找到印刷渠道，唐炯和同事们四处奔波，先后去了苏州、常州等地的印刷厂，甚至找到南京新华日报，希望能帮忙印刷，但大都没能成功。无奈之下，唐炯找到了时任学校党委书记明朗帮忙。在明朗的协调下，最终决定，校报编辑部每周四提交稿件，学校印刷厂在一周内完成印刷。“这个问题解决后，我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校报终于能按期出版了，并与全国近百所院校交流。”
当时校报定为旬刊，一个月出版三期。唐炯和同事们采取分工负责制，加上乔文农，每人每月负责一期报纸编辑工作。“那个时候没有电脑，排版全靠手工，要把每篇文章的字数定下来，填入排版样纸上，字多了要删，字少了要补，特别麻烦。”为了按时出报，他们经常加班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我们三个人一起齐心协力，一点都不觉得累。”
在办报过程中，唐炯和同事们还专门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等高校调研，学习他们校报的编辑经验。经过一番调研之后，他们决定走差异化路线，校报内容以短小精悍、贴近师生生活为主，注重实用性和可读性。
功夫不负有心人，校报很快受到了师生们的喜爱，甚至在兄弟院校中也获得了好评。1984年五四青年节前后，校报出版了一期特别报道，在新疆一所大学组织的对全国高校校报评比中，从近100份参赛校报中脱颖而出，被评为第一名，与其他19份校报一起被评为优秀校报。“当时特别自豪，因为我们敢于创新，努力做到短小精悍、信息量大、图文并茂，并且贴近师生，因此才能后来者居上，这让我们觉得这么多年的努力没有白费。”
如今，看着学校的蓬勃发展，唐炯倍感欣慰。对于当代大学生和青年师生，唐炯有着殷切的期望：“希望大家能继续发扬学校的优良传统，在思想上严格要求自己，工作和学习中认真细致，脚踏实地，不断提升自己，争取把工作和学习做得更好，让学校的发展更上一层楼，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