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道出当代问题的症结所在未来的眷村名家——蔡怡

 《中华读书报》2017071220

  

《烤神仙》,蔡怡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6月出版,定价35

  

  蔡怡是一个范例,即退休才开始写作,并步入成熟作家的范例。我朋友中另一个范例,是美国诗人、小说家罗斯·海伦,她是我诗歌英译者的母亲,与蔡怡一样,那颗写作之心一直受缚于生存职业,直到退休回到家里,才放出光芒。据说日本也在升起退休写作的火焰。以我屡次去台湾授课的观察(我的写作课上年龄最大的学员,已逾八十),台湾在这股退休写作的潮流中,已领风气之先,蔡怡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我和蔡怡相识于2011年,在我和许荣哲为耕辛文教会开设的小说课上,与其说她来学习,不如说她来证实了她的写作天赋。她入班时,已是台北市妇女阅读写作协会的副理事长,有了她的张罗,该协会已成为台北诞生新作家的摇篮之一。那时,我知道她对散文着迷,她也给我留下用散文代替小说交作业的印象。无论作业里还是课外,她说不完的话题是父母。我和许荣哲都对她文字具有的情感力量感到惊讶,感叹于她对生活观察的细致入微,又赋予病人幽暗生活中的光明所在,这是一种能长存的人间正能量。不像某些“正能量”,一旦宣扬疲沓,就会崩塌。比如《烤神仙》一文中的神仙,是指蝉的幼虫,“我”道出父亲早年烤神仙的合情合理,甚至佳句迭出的诗意,这诗意当然也被海峡隔开的乡愁写就。“我”因为父亲残破的记忆,窥见了海峡另一边的迷人过去,意识到它成为父亲活下去的拐杖。等到“我”开始悲叹父亲的记忆,由远及近渐渐关闭,即“‘神仙’都长了翅膀飞走了”,父亲也将追随神仙而去,“父亲如神仙,等到了大地的召唤”,将“去到一个我进不了的世界”。一旦“我”和父亲阴阳两隔,那扇通向过去、大陆的精神门扉,便嘎然关闭,“我”回到了不再烤神仙的理性时代,空有智慧,不再有那不幸的,有点残忍的,烤神仙时代的浪漫。“神仙应不再被烤了……”文章最后这言之凿凿的“正能量”,既提示我们应该认真看待新时代的道德,也提示那扇过去的浪漫之门,再也不会开启……我回大陆后的第二年,她便获得了台湾最重要的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等我第三次去台湾时,她刚出版了《烤神仙》这本书。记得拿到书的当天,我已读得入迷。回大陆后,一个合乎情理的举动,就是向我认识的出版社同仁推荐,可惜没被接受。大陆许多出版社过于盯着当下的名家,导致和未来的名家擦肩而过。我敢断言,南京大学出版社就因为这本书,不仅深得我心,也将深得读者之心。

  《烤神仙》这本书尽管故事续着故事,套着故事,但撼动人的主题只有一个:如何进入年迈父母的内心,去理解已精疲力竭的他们?蔡怡用她罕见的耐心,出色地完成了这样的心灵征途,令写作本身成了对父母的重新“发现”。她发现失智的父亲,无法使用筷子,为了维护个人形象,宁可不吃饭,也不愿当人面手抓食物吃。亏了她窥到父亲内心的这个尊严,找到了让父亲吃饭的办法——买来饼或包子或汉堡,留下父亲一人用手享用。(《梭罗河畔》)读到这里,我忘了这是她的父亲,已然也成了我的父亲,在这个不轻信情感的时代,蔡怡文章的移情力量于我,就如蔡怡的人格力量于文中的印尼保姆阿蒂,将我们这些局外人,都造就成了“父亲”的亲人,因一事的失落,和他一起忧,因一丝的改善,和他一起喜。我必须承认,这样的文章很难出自大陆人的笔下,我们的心因无信仰的激荡,早已变得硬、冷,少有人会把精力、爱,大把大把花在年迈的父母身上。我们永远只爱自己,这样的爱是不幸的,这是斩断一切源头的爱,我们忘了他人既是身体的源头,也是知识、智慧和幸福的源头。文中阿蒂脱口而出:“假如爷爷没有你这女儿,怎么办呢?”也许在我们这里,问题应该变成:“爷爷有你这女儿,怎么办呢?”在一个靠亲人养老已经失效,靠养老院养老又不靠谱的时代,“怎么办?”才是刺痛我们的不幸之问。我多少知道台湾社会是怎样解决这么多“怎么办?”的。蔡怡靠情感引路,把自己置身于传统,这是中国伦理提供的解决之道。蔡怡书中的刘金娥,这个“父亲”忠心耿耿的大陆元配,她45年守着蔡家的痴情和善良,也许让当代人觉得她愚笨、好欺,但她无疑是儒家伦理的化身,我们用已经粗鄙化的当代伦理,注定无法企及她钟情的那种文明。我们的虚有其表,也由刘金娥的大陆侄子体现出来:“父亲”晚年经常给刘金娥寄钱,以弥补对原配的亏欠,但“寄去的钱刘金娥无权支配,都被侄子拿去盖了房子、娶媳妇用了。所以晚年刘金娥的日子过得非常拮据,她去世前把唯一一件像样的棉袄送给姑姑。”(《两百里地的云和月》)这个细节再次证实了我们面临的现代性问题。侄子表面上十分聪明,挪用刘金娥的钱,盖房娶妻,有了生活之家,但他的心是空的,眼睛只被物质所吸引。怀着空心生活的人,到哪里都徒有一个家,是精神上的丧家之人,并不比丧家之犬处境好。相反,刘金娥的精神之家是实实在在的,哪怕她家徒四壁,心中却溢满对他人的爱。这两个人物之间的鸿沟,其实就是现在与过去的鸿沟,也是两种文明之间的鸿沟。蔡怡书中讲述的父亲、刘金娥、阿蒂、我、丈夫等,隶属与古代相连的那种文明,是我们这些独剩智慧、情感陨落的人,望尘莫及的。蔡怡这本书的吸引力就在于,不仅从自己的生活中挖出了感情和伦理的乌金,也通过比较两种文明中的个人言行,令我们知道了当代问题的症结所在。

  写父母这种题材,固然永远有吸引力,但也处处充满陷阱,一不小心,作者就会落入读者厌恶的俗套。蔡怡不止文笔饱含情感,也展现出对故事走向的良好控制力。比如,在《烤神仙》《梭罗河畔》《两百里地的云和月》《过年》《二十岁的父亲》《闪,年节》等文中,她不断采用首尾呼应的循环结构,这种结构也不断出现在文章的局部。这样的结构安排,当然来自诗歌押韵的变异,若用得好,可以赋予文章强烈的诗意和余味。显然,这样的诗意目的,已在《烤神仙》《梭罗河畔》等诸多文章中实现。从蔡怡的散文故事,还可以看到诸多延时解码的技巧,这是最早来自传统史诗的讲述策略,后被小说吸收发展,即先从故事的中途或最后讲起,为读者制造出一定的迷惑或悬念,再由后续的讲述,来满足读者的好奇心。有了对诗和小说故事技巧的吸收,于我们如甘露一般的情感,才会以蔡怡目前呈现的迷人样貌,强烈地吸引我们。

台湾的眷村一向盛产名家,如侯孝贤、杨德昌、李安、林青霞、邓丽君、张艾嘉、张大春、朱天文、朱天心、龙应台……数不胜数。蔡怡,这个写作上的迟到者,同样出自眷村,且出手不凡,我相信,她将来也会跻身眷村那一长串的名家之列。这篇序即将结束之际,获悉蔡怡的这本书又获得首届三毛散文奖,看来如我所言,她离名家的距离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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