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雪瑶:支持版权保护 拒绝维权“蟑螂”

视觉中国事件发酵以后,各大高校陆续开展“视觉中国事件”研讨会,学术界也开始对“视觉中国事件”进行理论探讨。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目前已有20多所高校收到视觉中国的“沟通函”,每个高校使用的“侵权图片”数量从1000余张到2000余张不等。据调查,这些“沟通函”中所谓的“侵权图片”均为各大高校在学校新闻报道、学校活动宣传等内容中使用的某一伟人肖像图、某个知名景点的风景图等。例如,某高校在报道一篇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活动新闻稿中加入了一张孙中山先生的照片。这些图片都是通过网络检索后下载的,检索、下载时图片并没有标注任何著作权信息,在使用后突然被起诉侵权,着实令人摸不着头脑。

截止到6月份,已经有十几所高校收到法院的应诉通知。这些案件中,维权主体都是利用著作权维权诉讼盈利的公司。在收到图片著作权侵权纠纷的应诉通知后,维权主体会主动联系高校,沟通赔偿金额,意图达成和解。依照“行情”,数量较少的图片的单价为一千元到两千元,图片数量多的话维权主体会视情况开出“打包价”。如果高校接受这些维权主体开出的价格,就可以达成和解,免受诉累。

在知识产权制度发展比较成熟的美国,这类利用著作权维权盈利的公司被学者定义为“版权蟑螂”,是指那些专门通过向他人发起版权侵权诉讼或者以发起版权侵权诉讼相要挟,以获得利益的维权主体。这些维权主体甚至在诉前有针对性地受让取得版权,多针对已经、正在或者即将发生版权侵权行为的作品。他们看中的是作品带来的“诉讼价值”,而不是这些作品在市场中的实际价值。

视觉中国这类公司,都有自己的网站平台。平台上载有以百万为计数单位的图片,包括知名人物肖像、著名景点图片、自然景观等,这些图片的独创性参差不齐,有的色彩考究、角度特别,有些就是随意的景点照,几乎没有独创性可言。

从涉诉图片数量来看,高等院校作为国家从事高等教育活动的事业单位,在网页上使用了千余张图片均涉嫌侵权,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在这些维权主体提供的证据材料中,动辄出现登记了几万张图片的版权证书。为了减少因著作权归属造成的著作权纠纷,我国引入著作权登记制度,登记遵循自愿原则,作品不论是否登记,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依法取得的著作权不受影响。但是在诉讼过程中,要通过找到著作权人来对抗这类版权登记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从现有判例来看,这类维权行为乘着国家保护知识产权的政策“东风”,以版权证书作为权属证明,利用时间戳等技术手段,在诉讼中无往不胜,逢判必赔。无论是以调解结案还是以判决落终,这些维权公司都赚得盆满钵满,以至于这套维权诉讼盈利的商业模式被一再复制,速度不亚于蟑螂的繁殖速度。

知识产权制度在赋予权利人对智力成果享有垄断权利的同时,造成了对知识资源传播的人为阻碍。这是知识产权制度的缺陷,为了减少负面影响,必须平衡权利人垄断权与社会公众需求之间的矛盾,这就是知识产权的利益平衡原则。著作权同其他知识产权一样,需要调节权利人的权利和社会公益之间的动态平衡。

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在于促进文化发展、知识进步。对于著作权人可接受范围内的使用应当划入公共领域,这样有利于促进公众创新,但是版权蟑螂的出现挤压了原属于公共领域的资源。创作者能够不经许可借鉴先前的作品且不会因此侵犯版权,能相应的降低创作新作品的成本。版权蟑螂的出现,使得创作者对先前作品的借鉴可能遭受侵权赔偿损失,潜在创作者创作新作品时,因为需要增加成本而减少创作新作品的数量或者降低对新作品的要求。如在报道一篇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活动新闻稿中加入一张孙中山先生的照片,但是考虑到存在侵权风险,放弃添加此类照片。这可能也是《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不敢配图”的原因。

2010年起美国爆发了一系列的版权蟑螂诉讼,这些版权诉讼以获利为唯一目的,针对普通网络用户滥诉,严重影响公众利益、浪费司法资源,背离了著作权法激励创新的立法宗旨。

视觉中国事件引起了大家对著作权保护的热烈讨论,唤起大家维权意识的同时,也慢慢揭开了权利人利益与社会公益之间的微妙关系。知识产权需要保护,但不是一味的、简单的、盲目的保护,而是需要兼顾天平的两端,一端是权利人的私益,一端是社会公益,只有维系了两者的平衡,才能不断推进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