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形式与人性

《文学报》 2017.2.23 第7版 论坛

文学的形式不是由谁规定的,或设计的,它是人性“深思熟虑”的结果。对这一认识的无知,也意味对人性的无知。我今天只谈一个常识,这常识对诸多写作者远非常识,倒是需要领会的洞见。神经学家拉玛查曾困惑于人类早期女神的形体。早期世界各地的女神像都有一致的特征:肚子大。后来,他想起五十年前英国学者做过一个海鸥实验。海鸥的雏鸟并不认识母鸟,只认得母鸟嘴喙上的一道红杠,每当雏鸟去啄红杠,母鸟就把胃里的食物反刍给雏鸟。红杠自然成了雏鸟脑际中的一扇食物之门。学者发现,当把画着一道红杠的木棒,和画着三道红杠的木棒,同时放入雏鸟群,雏鸟会竞相去啄三道红杠的木棒,对一道红杠的木棒竟不理不睬。哪怕一道红杠的木棒,更接近母鸟的嘴喙。拉玛查认为,三道红杠夸张了食物来源的标志,使之更醒目,迎合了雏鸟的生存需要。如果海鸥有美术馆,它们会把三道红杠的木棒供在馆里,却不明就里。拉玛查认为,人脑也有这样的偏好,即人人都有夸张生活需要的本能。这就解释了为何早期的女神像,都有一个硕大的肚子,那是繁衍的标志,是早期严苛环境下部落的生存之需。等到了希腊时期,女神不再有大肚子,乍看变得写实,但人类早期的夸张本能,仍保有自己的表达形式——为了克服写实的平常,艺术家拉长了女神的腿、手臂和脖子,使身体比例达到常人难以企及的“理想比例”,并设计出对立平衡的肢体动作,进一步夸张人们需要的美感。希腊所有伟大的雕塑,都出现在那尊《克里特翁男孩》雕塑之后,就是佐证。当希腊人经过数百年努力,雕刻出了完全逼真的人体雕塑《克里特翁男孩》,他们便立刻停止了这种努力。与现实人体完全一样的雕塑,令他们觉得太乏味、太无趣,他们转而寻找夸张肢体的诸多表达方式。目前藏于意大利雷哥市的瑞尔奇双青铜像,就是希腊人放弃写实之后的两尊伟大雕塑。两尊人体雕塑都没有尾椎骨,背部脊椎凹槽和胸前凹槽,是真人无法拥有的,腿和手臂都长过真人,相邻两块肌肉,一块紧张一块松弛,那只有神才做得到……拉玛查揭示了人类生活和文艺作品背后的人性依据,借助它,就可以理解为何中国古人喜欢三寸金莲?为何当代女子热衷于涂唇描眉?为何网络游戏里的人物身材,都有极夸张的长腿蜂腰大胸丰臀?这些都是原始的夸张本能,依旧流淌在我们血液中的明证。这种本能也在暗处“指导”着我们的文学。

我就不在这里谈类型小说了——武侠小说会夸张武功,言情小说会夸张情感,恐怖小说会夸张恐惧,科幻小说会夸张科学,魔幻小说会夸张魔法……我想说,单懂得人性中的这个常识,就可以意识到当代中国严肃文学,究竟需要怎样的“变革”?一切与生活表象一致的写实,都不是人性最终需要的。比如,把散文分行的生活流诗歌,不敢越现实半步的写实小说等。如果写实小说和非虚构作品成为社会的一时之需,并不等于说人类已进化到摒弃了夸张本能,没有这么简单!实际情况是,夸张本能有时会受到文化倾向的制约,会此消彼长。比如,当真实稀少时,写实和非虚构作品就会泛滥。一旦读者陷入真实的海洋,并不代表读者会永远沉溺其中,总有一天,夸张本能会重新唤醒他们,令其放弃逼真的写实。如同希腊人放弃《克里特翁男孩》,当代德国读者放弃伯尔等作家。毕竟这类作品离生活事实太近了,就如明代大画家、理论家董其昌所说:如果画山水画得像真山真水,倒不如走进真山真水。董其昌意识到北宗过于实在,转而推崇南宗的洒脱、飘逸。这也是为何中国古画从未将光线派上大用场,古人不屑于画出逼真的物象,他们凭借直觉,触及了人性中的这个夸张律令。不是说已有的写实小说,都没有夸张的努力,有的!具体地说,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人物,有着由想象创造的巨大心理空间,它赐予人物的心理深度,远胜真人。小说对安娜、沃伦斯基、基蒂、列文等人物的典型化,也令现实中的读者自叹弗如。《战争与和平》中颇受病垢的大量议论,恰恰证实了托尔斯泰的天赋,他知道如何让小说偏离写实。后人往往会无视这些夸张手段,是寄居于它们置身的年代。比如,典型化人物遍布十九世纪的西方小说,是因为一元农耕社会有特殊的一面,人们在威权下自感孱弱时,就乐意陶醉于对英雄的想象,甚至对生活“英雄”也敞开双臂——典型化帮助读者打开了塑造生活“英雄”的闸门。难怪巴尔扎克会在手杖刻上:我将摧毁一切障碍!这些现象背后的作崇者,还是那难以觉察的夸张本能。到了当代,典型化人物之所以变得不那么重要,是我们已放弃敬畏心,灵魂深处不再相信有英雄。这也是为何卡夫卡会在日记中写道:一切障碍将摧毁我!一旦人们不再置身英雄年代,试图塑造生活“英雄”的典型化手法,就难以取信读者,这是卡佛小说中那些破碎、扁平人物,赢得中国当代读者的原因。

当然,也有一些十九世纪的夸张手段,并未在当代过时。比如,人物心理空间的拓展,因当代人的世故和复杂,成为当代小说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梅勒的《裸者与死者》即是一例。过去的小说为了夸张需要,引入了史诗中就有的情节手法,即给两个事件配上因果关系,两者就变得引人注目和生动。比如,你单独说两件事,“花枯萎了”,“她兴高采烈”,都平淡无奇,但如果说:“看见花枯萎了,她突然兴高采烈。”读者就会被这个情节调动起来。故事同样由一些事件构成,但彼此不一定有因果关系,故事也就更接近生活。生活原本没有逻辑,到处是没有来由的故事,人只是被活下去的愿望推动着。要整理这一团乱麻,还得靠文学,这是文学可以自豪的地方!那些只是讲一讲故事的小说,一定不会长久(根据海鸥实验)。真正让故事与生活不同的,还是故事的暗示能力,它魅力十足的倾向和启发,能帮助读者战胜生活的无序,利于读者梳理甚至理清置身的那团乱麻。由于情节是生活中没有的,它拥有的因果关系,是作家观察生活的人为方式,有着引人注目的夸张,自然就超越了生活,它在小说中的寿命就一定比故事长久,不像故事,一旦找不到有别生活的夸张方式,故事就失去了存在的人性理由。我想,这大概就是契柯夫一些小说几乎没有故事的原因。一个场景,若干情节,足以给读者诸多暗示和启发。

用人性的需要继续观察文学,可以让我们知道得更多,知道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除了情节是一劳永逸的夸张手段,诗意也是夸张的化身,因为生活原本没有诗意,诗意来自作家凝视生活的眼睛,是作家附加给生活的一层意味,它使纸上的生活,看上去比现实生活更新鲜、更轻逸、更隽永……难怪卡尔维诺会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提出“轻逸”的文学美学。二十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小组还“发现”了文艺中的陌生化手法,陌生化的深处,其实就隐着海鸥实验揭示的人性——喜好夸张的本能。亚里斯多德早在《诗学》中说过,“人们喜欢被不平常的东西所打动”,“一切发现中最好的是从情节本身产生的”。陌生化手法在许多中国作家眼里,似乎只是现代主义手法,是否与之合作,纯属个人嗜好,并不知它其实体现了永恒的人性法则,古今作家已经被它笼罩了数千年,无人能例外。它也间接回答了小说会不会消亡的问题。不会!但得到永生是有条件的,取决小说的夸张手段是否继续有效。过去有效的典型人物、完整故事,想继续有效,希望不大,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渴望”的夸张形式,连同不同时代可以共享的情节、诗意等,就可以使小说的生命得到拯救。一想到作家有诸多的夸张手段可以沿用,甚至可以创造,我就毫不担心,当代会是小说的最后一道晚餐。当然,“因为诗歌当中的人物和事件,都和日常生活隔得较远。”(亚里斯多德语),诗歌理所当然会更有理由存活。至于一般作家朝思暮想的“故事”,只要懂得与时代博弈,它也能通过“异化”存活下来。辛格用犹太传说异化故事,博尔格斯用侦探元素、幻想异化故事,即是两例。短篇小说只靠场景、情节、诗意、断片等,就可以令读者触动,心满意足,无需特别依赖追随时代“异化”的故事。所以,我认为,“异化”的故事会对长篇小说更有帮助。一旦放弃过时的典型化、完整化,长篇小说就能创造出诸多有夸张效力的新形式,这时不用担心,放弃了典型化和完整化的夸张,长篇小说会跌回无序的生活。不会!正因为长篇小说有驳杂、包容的天性,这是它与环环相扣戏剧的区别,有创造力的作家就会善用它。当然,我们也感到了当代生活的驳杂和破碎,放弃典型化和完整化,会不会令小说只是复制眼前的生活?对才能低的作家,一定有这种风险,也为胡写乱写开启了闸门。也许有人会说,胡写乱写实质上也一类夸张,与你的主张一致。有这种想法的人,依旧是对人性认识不够。人能够接受哪些夸张,还受到另一种本能的“指导”。人因为害怕灾祸降临,有寻求安全的本能,它会排斥胡写乱写。隐于人心的安全本能,会如何选择合情合理的夸张,限于篇幅,就留待以后另文阐述。总之,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就如同温水煮青蛙。只需看看拉美和北美的小说,就知道它们正和变化的生活、人心赛跑,小说那样做,是为了能继续应和人性深处的需要,使小说这种体裁对人类继续有效。就连被新潮作家视为落伍的贝娄,也领会了现代主义的美妙,借助它,贝娄改造了沉睡于过去的现实主义,使后人难以望其项背。

有人一定会认为,我过于看重文学形式,没有认真看待文学中的灵魂或思想,就是说,我把文学存在的理由,主要赋予给形式,并为它摸索到了人性依据。是的,很不幸,作家们的洞见都不会胜过哲学家,但我们知道,没有一个哲学家的洞见,拯救过他们写的拙劣小说。萨特的高深思想,无法强令他的《恶心》进入文学经典的行列。一只会说话的鹦鹉,它传递的只是养鸟人的想法,无法告诉我们它的真实感受,因为它的嘴只是一个传声筒。鹦鹉和人的差别,就是哲学家小说和作家小说的差别。小说不是不需要洞见,一般非常识的洞见就够用了,永远不够的,是出色、生动的表达。难怪伟大的俄国作家巴别尔认为,小说的核心是风格。麦尔维尔花了五十万字写的《白鲸》,哲学家用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人和自然谁也胜不了谁。但读者不会惊叹于这句话,只会惊叹于作家创造的那个波澜壮阔的世界。灵魂当然是需要的,但不依托出色形式的灵魂,只会在文学中死得最快,也触动不了任何人。

 

20161216日写于 南京 六合里

 

    黄梵,1963年生,湖北黄冈人。诗人、小说家、副教授。已出版《浮色》、《第十一诫》、《南京哀歌》、《等待青春消失》、《女校先生》、《中国走徒》等。长篇小说处女作《第十一诫》在新浪读书原创连载时,点击率超过300万,被网络推重为文革后最值得青年关注的两部小说之一。《中年》入选“新诗百年百首”。诗歌在台湾广受关注,被联合报副刊主编称为近年在台湾最有读者缘的大陆诗人。获作家金短篇小说奖、北京文学奖诗歌奖、汉语双年诗歌奖、金陵文学奖、后天双年度文化艺术奖、美国露斯基金会诗歌奖金等,作品被译成英、德、意、希腊、韩、法、日、波斯等文字。